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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济南9月27日电 题：重症医生马承恩：以生命赴使命 与死神“掰手腕” 中新网记者 孙婷婷 “滴滴，滴滴……”重症监护室内的各种监护仪规律地响着，代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正向着生之希望不断努力。 重症监护室(ICU)被称为医院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里，几乎每天都上演着生死竞速。年过六旬的马承恩是这条战线上战斗了20余年的“老兵”，他常年在ICU与死神“掰手腕”，救治了2万余名患者。马承恩正在查房。(资料图)齐鲁二院供图 上午7时30分，虽已退休的马承恩仍一如从前，准点出现在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以下简称齐鲁二院)重症医学科的病房里。 退休后的他本可以在家中安享生活，但日积月累的职业习惯和从医责任感，令他无时无刻不牵挂临床一线。当科室遇到棘手的危重病例时，一个电话，便能让他即刻返岗。在他看来，重症监护室是生死交界的地方，多一分坚守，病人就多一分生的可能。 以“硬功”破“难关” 马承恩是齐鲁二院重症医学科的创始人。1991年，他作为业务骨干参加原卫生部组织的首期“全国危重病项目培训班”，成为国内最早接触重症医学的医生之一。2002年，赴塞舌尔参加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在塞舌尔一年的重症工作经历，令他坚定地把重症医学作为终身事业。回国后，他毅然加入齐鲁二院重症医学科。 马承恩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原定2005年9月16日的开科时间，因为一位食道癌危重患者的到来而提前了两天。 科室开诊后，他带领科里仅有的1名医生和8名护士，在只有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冰毯冰帽等救治设施的情况下，屡次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现在回想，那时候患者的病情并不复杂，但对于刚接触重症医学的我们来说，每一步决策都如履薄冰。”马承恩至今仍记得，2011年，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骨折引发严重肺感染，加之本身患有冠心病，继而出现心梗、心衰等并发症，病情危重。被转至医院重症医学科时，老人因多脏器功能受累，救治难度极大。 当时，马承恩连续数日几乎“住”在病房内。每隔两小时，他就俯身观察老人的呼吸频率、查看监护仪数据，对照化验单一遍遍琢磨用药剂量，在病历本上密密麻麻标注调整思路。一个多月后，当老人能自主坐起、开口说话时，马承恩悬着的心才放下，看着老人顺利康复出院，他松了口气。 在他看来，全科知识、先进技术、丰富经验是重症医生战胜死神的三把“利剑”。 为掌握“人工肺”技术，马承恩2017年派团队赴河南、长沙等地学习。2019年，他带领科室人员首次运用人工肺成功抢救暴发性心肌炎、重症肺炎患者。2021年，科室团队又运用“人工肺”成功救治一名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患者。这是山东首例在全程完全清醒状态下实施“人工肺”救治的案例。 目前，“人工肺”“人工肝”等仪器已成为马承恩团队的“常规武器”，他们借此成功救治了众多病患。 以“生命”赴“使命” 多年来，马承恩始终怀揣着一颗医者仁心，奔赴在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将希望的灯火传递到更远的角落。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他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全力收治伤重者，实现“零死亡、零截肢、零感染、零并发症”。新冠疫情发生后，医院紧急组建援湖北国家医疗队，马承恩(右二)披挂上阵，担任131人整建制医疗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紧急驰援武汉。(资料图)齐鲁二院供图 新冠疫情发生后，58岁的马承恩虽身患高血压、糖尿病、胃病等多种基础病，每天需服用11种药物，但仍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抗疫。在武汉支援期间，他常常连续十几个小时待在病区。 2022年11月，命运给了马承恩沉重一击，他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然而，就在确诊前，他还在病房里争分夺秒地抢救病人。肿瘤切除手术后，马承恩的身体变得极为虚弱，免疫力持续下降，原本的皮肤病和鼻炎也加重了，面部、双臂、脖颈起满红疹，必须依靠激素药膏进行缓解。 但即便如此，术后仅仅三个月，马承恩不顾家人和同事的劝阻，毅然回归工作岗位。在这期间，他多次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回家休养，但每次还没等完全康复，他就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临床一线。 “齐鲁二院是我工作一辈子的地方，这里有我热爱的事业，有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有需要我的患者。”马承恩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位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以“初心”换“真心” ICU是医院为数不多患者与亲人长时间分离的科室，一道门，隔开了最亲的人，也隔出门两边亲人的焦虑。“ICU医生必须做好患者和家属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家属充分理解治疗的每一个步骤，我们和家属要一起努力给患者以生的信心。”马承恩说，良好的沟通能力也是ICU医生的“基本功”。 “这里或许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但绝不是希望的终点。有些情况我们拼尽全力也未必能如愿，必须让家属清楚这一点。”从科室建科第一天起，马承恩就立下一条规矩，每天上午查完房，上级医师必须逐一找到每位患者家属，用通俗的语言如实讲解病情，既不隐瞒风险，也不夸大希望。 “我们将监护仪上的每一项指标、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都耐心地跟家属解释。”在马承恩看来，只有和家属把情况说透，把顾虑打消，他们才能放心把亲人交给医生。 马承恩的这份初心，也成了科室的“人文底色”。多年来，无论是凌晨抢救后的及时告知，还是节假日里的病情播报，医护人员始终坚持“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马承恩正在查房。(资料图)齐鲁二院供图 齐鲁二院重症医学科的战斗力绝不止于个人医术，更在于团队的整体水平。“重症救治容不得短板，哪怕一个医生能力不足，都可能影响病人安危。”马承恩一直把提升团队能力作为重中之重，除了组织参加学术会议，更严抓每日查房。“查房过程中，结合病例现场提问，会的人加深印象，不会的人下班后主动查资料，让大家渐渐养成勤学善思的习惯。” 齐鲁医学精神的传承，既体现在医术业精于勤的不断学习和提高，更体现在全心全意对待病人，让病人感受到温暖。马承恩说：“这种传承不是语言，而是行动。老一代齐鲁医学人把实践经验和齐鲁医学精神传给我。我也必须传给年轻医生。” 接受记者采访时，马承恩一再强调，自己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事。他用20余年的坚守证明，所谓“英雄”，不过是把别人眼中的“不可能”，变成自己的“日常”，把对生命的敬畏，变成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在马承恩守护着的重症医学科病房里，监护仪的“滴滴”声依旧，那是生命的节拍，也是一位位医者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的战歌。这个声音，见证着医者永不褪色的“生命承诺”，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在守护生命的道路上，无畏前行，永不止步。(完)--> 【编辑:刘阳禾】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网络众筹商品也日益流行。网络众筹商品指的是发起者为实现自己的项目设想，通过互联网平台向社会公众发起融资请求，并在融资成功后向支持者给予特定商品的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但是这种商业模式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出现纠纷后应当如何维权呢？--> 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涉及网络众筹商品的案件，支持了消费者小杨的诉讼请求，判决众筹发起者某科技公司退还小杨支付的全部众筹款项，并承担商品寄回产生的运输费用。 【案情回顾】 “众筹”电动自行车无法上牌 某点平台是专门开展众筹业务的网络平台，该平台的《支持者协议》1.3条约定“众筹指发起者与支持者共同完成项目、实现梦想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支持者出资支持发起者、发起者完成项目并依据项目页面中的约定完成承诺”。 2023年7月，某科技公司在某点平台发起“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众筹项目，目标金额为698000元，支持者可通过支付6980元参加该项目众筹，回报为“某品牌电动自行车”。众筹项目页面展示了商品的外观，“众筹回报”处载明“本次众筹车款仅需6980元即可拥有，所见即所得，全国均可上牌上路，为潮流出行圆梦”；“公司简介”处载明“本次众筹活动的车款按照国家要求进行整车质检及3C认证申报，是新国标范围内可合法上牌上路的改装车款”；“风险提示”处载明“您参与众筹是支持将创意变为现实的过程，而不是直接的商品交易，由于发起人能力和经验不足、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各种因素，众筹可能失败……” 2023年8月，小杨支付6980元参与众筹项目。当月，涉案项目众筹成功。同年11月，小杨收到涉案电动车时发现随车的产品合格证与车辆不符，导致该车辆无法正常上牌。 小杨与某科技公司沟通无果后起诉至法院，要求某科技公司退还6980元并退货，同时承担退货运费。某科技公司不同意小杨诉讼请求，辩称双方并非买卖合同，涉案众筹项目为投资行为，平台众筹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众筹商品成功后无法退款。 【法院审理】 支持者下单是“购物”而非“投资”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某科技公司退还小杨货款6980元，小杨将涉案电动自行车退还某科技公司，退货运费由某科技公司承担。某科技公司不服，向北京四中院提起上诉。 北京四中院经审理认为，从某点平台的规则来看，商品众筹既不是买卖合同也不是合伙合同，需要结合众筹时商品的具体状况、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来界定双方的法律关系。某科技公司在众筹项目页面展示众筹商品的外观，列明众筹商品的详细参数并保证可合法上牌，可以确认该商品在众筹时已经生产并不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众筹支持者下单时没有商品研发失败的预期，其下单是为了取得商品所有权而不是为了投资回报，在此情况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买卖合同的属性，因商品质量引发的纠纷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在小杨支付款项后，某科技公司要承担出卖人的相关义务。本案中小杨收到的电动自行车不包含产品合格证，导致该车无法上牌，交付产品合格证是出卖人负有的从给付义务，某科技公司违反该给付义务，直接导致小杨无法使用该电动自行车，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小杨有权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并要求某科技公司退货退款。综上，北京四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众筹也需遵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商品众筹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双务合同，但是无法纳入民法典合同编所规定的典型合同中，从合同类型来区分，商品众筹合同可以被认定为非典型合同，也可以被称为无名合同。 关于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依照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关于“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的规定，可以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编的相关规定并可以参照典型合同中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 商品众筹合同要结合众筹商品的具体状况、双方真实的缔约目的来寻找相应的法律规范，具体而言，商品众筹合同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众筹时，如果发起者明确告知众筹商品尚未研发或者正在试验阶段，支持者下单时对于商品研发失败有相应的风险预期，此种情形下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参照合伙合同的相关规定。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发起者在发起众筹时众筹商品已经生产或者不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支持者下单时并无商品研发失败的预期的，此种情形下支持者参与众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众筹商品的所有权而并非为了投资回报，双方权利义务已经具有买卖合同的属性，要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相关规定。本案情形明显符合第二种情形。 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九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明确，“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包括产品合格证等。第十九条规定，“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出卖人交付商品的相关单证是出卖人的从给付义务，本案中，某科技公司交付电动车合格证与车辆不符，违反从给付义务，该违约行为导致小杨无法正常使用电动自行车，即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小杨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货退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是涉及商品众筹模式的典型案件，众筹主体涉及众筹平台、众筹发起者、众筹支持者等多方主体，在众筹过程中存在众筹成功、众筹失败、项目终止等多个情形。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一是明确了商品众筹合同的法律性质为非典型合同，不能简单定义为某一类合同，要善用穿透式审判思维，根据商品众筹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当事人缔约时的真实意思参照适用典型合同中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二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后，要准确界定商品众筹中发起人需要承担的出卖人的义务及合同解除的标准。该案为商品众筹合同纠纷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确定明确了司法保护路径和类案裁判提供了思路。 文/杨宗腾王远哲(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编辑:王琴】